古代中國災害管理特征與災害文化的理解

古代中國災害管理特征與災害文化的理解

作者：孔鋒，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

古代中國處于農業社會，農業人口占了絕大多數。以農耕經濟為主的古代中國將農業生產作為國之根本?；葹呐c水災、旱災并稱為我國古代三大自然災害，對我國古代的糧食生產造成了極大影響，威脅著國家糧食安全。出于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國家發展的需要，歷代統治者對于蝗災治理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形成了具有時代和區域特色的災害文化。因此，探究和總結古代中國的災害管理特征和災害文化對于當代中國農村地區的應急管理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和參考價值。

一、古代中國災害管理的主要特征

（一）古代災害管理的后發性特征

中國古代災害管理具有后發性特征。在中國古代，官方的災害管理往往是不全面、不連續的，且常常是針對已經出現的緊急或重大災害問題而進行的。這就導致當時的災害管理具有后發性的特征?？梢哉f，除了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等是在災前采取的防災措施外，主要的大規模災害管理是災后由朝廷專門委派官員進行賑災救濟等模式。

（二）古代減災措施的被動性特征

中國古代災害管理的減災措施具有被動性特征。中國古代災害發生后，尤其是遭遇特重大災害后，朝廷和地方政府往往不相信人類的減災能力，不敢采取抗災措施，而是靠急死天地、社稷、祈禱等方式，寄希望于蒼天不再給人類降災。例如，公元716元，唐代多地發生了大規模的蝗災，宰相姚崇組織了大規模的人工滅蝗行動，最終取得了很好的減災效果，但這一正確的抗災措施卻遭到了朝廷重臣的集體反對和地方政府官員的抗拒。反對的聲音認為蝗蟲是上天降災，維修德可免之，而人類驅殺蝗蟲會導致更大的危害。在姚崇強令滅蝗之前，廣大黎民百姓也多向蝗蟲燒香禮拜，看著蝗蟲啃食田間的青苗而不敢靠近。在面對洪水、地震、干旱等自然災害時，廣大災民有時會以異地遷徙的方式被動的地避災，而不是主動的地防災減災。

（三）古代災害管理中忽視減災科技

中國古代災害管理中官方往往忽視了對減災科技水平的提高。公元132年，張衡發明了世界上第一臺測震儀——候風地動儀，但這項偉大的發明卻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重視。他們從懷疑到驚嘆，卻也只是把它作為玩物看待，并沒有深刻認識到它的重大科學意義和使用價值。中國古代人民在地震減災方面的某些認識和技術在當時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例如，人們可根據宏觀異常前兆現象測報地震，在防震、抗震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人們選用抗震的材料建筑房屋，加固建筑物地基和房屋整體性能，房屋建設選址時及注意方便生活，又注意防災條件。在中國古代其他它方面的減災技術亦是如此，一種先進的防災減災救災工具的發明和方法的發現，大多都是個人基于客觀規律的認識提出的，一般很難得到政府部門的鼓勵與扶持。

（四）古代災害管理重視水利工程

中國古代歷來重視多種管理形式的水利工程，以防洪抗旱和趨利避害。水利工程是中國古代最為主要的減災工程。這些工程大到國家級的，中到地方官府組織的，小有個人或小群體自行修建的，不僅可以防洪抗旱，而且往往在非災期用于農田灌溉以提高糧食產量。由于中國古代主要以農耕為主，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顯得異常重要。它直接關系到當時一個地區是否繁榮和穩定，人口是否密集，經濟是否發展等。因此，中國從遠古時期就非常重視農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便有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例如戰國時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鄭國修建的鄭國渠均為秦國提供了萬畝良田，為其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秦代往后，一些重要的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繁榮發展都與水利灌溉工程密切相關。此外，由于中國江河眾多，水患不斷，歷朝歷代都對江河治理工作極為重視。例如，隋唐以來，朝廷中的工部有專門官員負責江河治理，朝廷撥專項經費，并動用無數民工在汛期來臨之前治理江河渠道。各類水利工程的組織者，從帝王、朝廷重臣、地方官員，到普通百姓都有。例如，大禹受舜帝委托而治水；春秋戰國時期魏國的西門豹在今黑背磁縣、臨漳一帶主持修建了漳水十二渠以治水患。此渠對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約一百年后100年后的魏襄王時期，史起出任此地的地方官，再次大型引漳溉鄴工程，把大片鹽堿地改造成了水稻田。公元前256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著重要的防旱排澇作用。此工程布局合理，設計巧妙，方便管理和運用，使得四川平原旱季可灌溉，雨季可防洪，起到了趨利避害并舉的雙重作用。秦國水工鄭國在公元前246年設計并主持修建了關中平原上的鄭國渠。此渠西引涇水，東注洛水，干渠長300余里，灌溉良田面積4萬余頃，造就了關中地區沃野千里。五代時期吳越國利用軍隊并強征役夫修浚河堤，治水治田。歷朝歷代皆鼓勵、號召和幫助百名鑿井，以取地下水灌溉農田，有些地區形成了井灌區。歷朝歷代的百姓不經官府過問，自發聯合起來修建農田水利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清代時期長江流域無地的百姓前往川、鄂、陜邊區山中開墾山田，合力筑堤，挖渠引水。

（五）古代減災觀念的長期穩定性特征

中國古代災害管理上形成了長期穩定的減災觀念。人們對災害的認識和相應的減災措施一般有兩種形態。一種是認為災害是天意，它發生在政不修、德不厚、道不正的社會時期，目的在于警戒和譴責庶民，特別是帝王的過失，并令其悔過。因此，人們不可能直接抗拒它，而只能從政、德、道改善的方面來順應天意，謀求上天恩典，間接地起到消災的目的。另一種是把災害看作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認為人類可以直接減災。因此，“趨利避害”的觀念作為中國古代農業經營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便是一種科學的生產和減災觀念。由于那時的減災觀念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因而，若這些觀念是科學合理和有積極意義，就能夠較好地發揮其指導減災或促進減災的作用。但如若某些減災觀念有消極意義，也會禁錮人們的思想，束縛人們的行為，阻礙災害管理成效，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改朝換代。

二、理解災害文化及古代中國災害文化形成

（一）災害文化的多層面特征

災害文化的概念是由日本學者林春男于1988年提出：災害多發地的地域共同體(社區)所保有的文化意義上的安全保障策略，它在災害的前兆、受災、災后重建的全過程中，對地域共同體、住民的行為模式和應對措施產生作用和影響。1990年，田中重好等學者對災害文化的定義與內涵作做出了進一步整合，他們指出：災害文化是促進（或障礙）以下幾方面發展的文化：災害的預防，對難以預防的災害進行預測，將發生災害(包括次生災害)時的破壞減輕到最小限度，災后恢復重建。其內涵首先是指防災的價值、規范和知識。包括災害觀、防災的科學知識、傳說、技術和技能等。其次是指行動方式，涵蓋了災前、災中、災后的一系列行動。最后是指對災害的經驗總結形成的有形化防災對策，包括防災建筑、物資等方面的籌備。根據2021年方修琦教授對于災害文化的定義，其基本內涵主要劃分為以下三個層面：第一，精神信仰層面，包括神話傳說、宗教、民族文化、哲學思想、政治信仰等，它們是高于現實世界的精神現象，側重于規范人的精神活動，對災害文化本身及其表現形式有著潛在但深刻的影響，是災害文化的根基。第二，社會行為規范層面，包括政治制度、等級階層、法律法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它們側重于約束人的外在行為，是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和實現災害應對的工具。第三，個人觀念層面，包括審美偏好、消費觀念、價值取向等，它們既受信仰潛移默化的影響，又受社會行為規范的約束，且具有群體共性，是某一地區災害文化地方性最直觀的表現。

（二）古代中國災害文化的形成

從蝗蟲治理來看，從兩漢到明清時期，中國古代對于蝗災的應對和治理在精神信仰、社會規范以及個人觀念呈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因而由這三個方面構成的災害文化也呈現出時代的特殊性，但在呈現各個時代特點的同時又具有較強的歷史繼承性。歷代關于治蝗的災害文化是基于所處時代的具體環境，并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之上提出的深化，進行有揚棄的發展。

災害文化隸屬于不同時期的人們所構建出來的社會文化空間，必然會受不同時期的自然條件、社會思想、價值觀念的影響。一方面，從以自然因素為代表的客觀現實角度出發，漢代以來中國的版圖不斷變化，隨著氣候、土地等自然因素的變遷，災害文化的內涵也做出了相應改變，并帶有不同的時代、地域特點。如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同時該時期氣溫下降，作物帶的南移使蝗災出現在了長江以南地區，基于此，南宋時期的災害文化更多在江南一帶得到發展。另一方面，從主觀思想層面出發，在每一次遭受災害之后形成的經驗與災害印象不斷強化人們對于蝗災的認識，豐富人們關于防災減災的知識，因此，人們能夠對前人的治蝗方式不斷提出新的見解，進行改進，使災害文化的歷史根脈得以延續。同時，在外儒內法的社會主流思想不斷鞏固的同時，蝗災的治理不斷走向系統化、法制化。

總的來說，災害文化作為一種思想文化的產物，其變遷過程受制于特定時期的客觀現實因素，如自然環境，地域空間限制；也受制于社會主流價值以及政治制度。但其發展并非是完全被動的，一旦形成了特定時期災害文化的變遷，便會在應對災害時的制度、思想、態度方面產生逐漸滲透的影響。

（本文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規劃課題（22DL0302），2021年度中華農業科教基金課程教材建設研究項目（NKJ202103014）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學會2022年立項課題面上項目（MS2022370）研究成果。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本文發表于《中國減災》2023年第18期。